1975年3月初，沈阳火车站的站台上仍飘着碎雪，一位身材清瘦、两鬓斑白的中将拎着军用挎包下车，警卫悄声提醒：“政委，请小心台阶。”到场迎接的干部心中都清楚，眼前这位新任军区政治委员，原本只被写成“副政委”。改变他命运的，是北京那支红色铅笔干脆利落的一圈。
外界鲜知详情。按照机要规定，文件在呈送最高领导人前，一直署着“副”字。毛主席批阅后，绕着“副”画了个圈，并批下六个字——“这不行，不合理”——于是职务瞬间翻正。那一笔，既是肯定，也是重托。
要弄明白缘由，就得把时钟拨回到1911年。江西万安，一个贫困农家迎来男婴，取名王辉球。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母亲靠纺线维持生活。17岁那年，他在逐川县一家杂货铺当学徒，恰逢秋收起义余部进城。毛委员站在街口，声音嘹亮：“穷人自己掌家当！”少年热血上涌，当晚就报名参加赤卫队，随后加入少年团。
他写过标语、办过墙报，摸枪之前先学“做思想”。1938年秋，武汉会战正酣，王辉球已是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旅宣传科长，跟随肖华东进冀鲁豫。华北平原风声鹤唳，他举着大喇叭在村口宣讲，场面简陋却士气高涨。12月，他改任东进纵队第六支队政治部主任，年仅二十七岁，自此与“政治部”四个字绑在了一起。
抗战、解放、抗美援朝，一仗接一仗，他从宣传科长一路干到兵团政委。漳州战役中，胸膈膜中弹，弹孔终身未愈，肺气肿成为隐患。可在战友眼里，他永远是那位拿着小喇叭、走哪儿都在做动员的“王政委”。
“九一三事件”后，风声乍起，不少干部被边缘化。由于资历深、口碑硬，王辉球依旧安静等待组织决定，却被建议降为副职。调令起草完毕，送呈北京。毛主席翻阅后，眼神一凝，圈掉“副”字，再添一句评语。就这样，他再度站回正面舞台。
接到沈阳军区任命时，王辉球已五十九岁。妻子饶子春心疼地说：“北边天寒，你身体经不起折腾。”他只说八个字：“军人听令，哪有挑拣。”于是，简单收拾行李，一个皮箱、一盒彩墨、几本旧书，夫妻北上。
沈阳的风比想象中更尖。刚一下车，他就直奔军区机关，挨个科室握手，随后冒雪前往前沿哨所。官兵回忆，那晚零下二十度，新政委穿着旧呢大衣站在雪壳子上，咳得肩膀直抖，却非要和每个战士聊几句：“组织信任咱们，咱们就得把兵拉得动、打得赢。”简短几句话，兵心立刻被攥紧。
此后三年，王辉球推行“政治教育与战备演练同步”制度，恢复受冲击停摆的党委会例会，抓作风、抓训练、抓后勤，部队战斗力迅速爬升。有人统计，军区常规演习合格率由七成提到九成，靠的并非重装备，而是重士气。
遗憾的是，旧伤加重，肺气肿时常让他夜半难眠。1981年，他申请退出一线，留下厚厚一摞文件和批注。战士们翻读时，常能看到简练批语：“此条能否再贴近连队实际？”字不多，力度够。
研究军史的人提起这段逸事，总会感慨那枚红圈。一个字的去留，映出毛主席识人用人的谨慎与豪爽，也映出老政工干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。王辉球后来对来访的学员说过一句话：“宣传不是喊口号，是真把人民装进心里。”话音不高，却经久不散。
王辉球与饶子春在东北生活整整十载，未置房产，未移户籍。临行返乡那天，他把所有私人用品装进原来的木箱，又一次轻装上路。火车启动，老政委抬手敬礼，车窗外官兵行注目礼，无人言语，站姿笔直。
那枚被圈掉的“副”字留在档案，也留在沈阳军区的口口相传中。因为它，许多后来者懂得了一件事：在波折年代，坚持原则的力量，有时就凝聚在一笔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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